領｡袖｡的頑垢(三)

－人無法發現新大陸，一直要等到他們有勇氣讓海岸線消失在視界之中。（1）  

■ 回眸凝視－局內的局外人（Outsider of inside） 

在七月三十一日NTA理事長的交接典禮上，卸任的呂秀菊出人意外地在發表感言的最後，對當前台灣女性教師在教師組織內發展的困境與父權宰治思維，表達個人痛心。吳忠泰也在稍後的致詞回應：「女性理事長改由男性擔任，並非男性領導女性，而是男性要為女性服務」，並指出延攬女性擔任副理事長擔任，在旁擔任司儀的副理事長楊秀碧也趕緊幫腔轉譯（translate）。 

這種場景好似原本對方投手只是投出一記簡單的快速直球，好壞球還不知道，打擊手誤以為是變化球，出手打擊的角度造成偏差，以致打成擦棒界外球，裁判記好球一次。 

呂秀菊在散會離場時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交接會場，正代表著女性教師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自覺回觀，是一種抗議父權眼睛的凝視。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系統，往往將女性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而傳統的教育體制亦未能納入女性經驗與觀點。（2）尤其是受儒家道德情意的化約，女性的教學工作者，皆被以「情意」、「關懷」成為女性教師制約性格，用以輔應男性教師「理性」、「正義」的思維進路，刻意忽略了女性教師的社會動能（agency）。而台灣的NTA教師組織也自然地複製了這種教育領導的概念，對女性教師都常以服務者姿態自居，當然也用習慣用「和諧」的現象，模糊問題的焦點。 

個人所理解的的女性主義者，事實上並非只是聚焦在女性的研究上，而是以女性的觀點來看世界，是以一種局外人（outside）的心情批判主流文化，尤其是被男性父權思想所矮化、壓抑、輕忽、邊緣化、...的社會規範、現象、權力關係加以解放（liberation），並賦予新的意義（resignification）；而這裡所強調的，性別（gender）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有別於生物性別（sex）。這種女性觀點的論述在諸多女性主義流派中是最沒爭議的共識，也是我觸及女性主義女性觀點的基本態度。 

在現今台灣的教育職場普遍存在的一種「假性置入」（pseudo-inclusion）的現象，也就是將男性經驗概念化，由女人代表來發聲，刻意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製造兩性平權的表徵。而有女性會員數比例接近70%的NTA教師組織，也長期忽略檢視與探討女性教師在組織的定位（positionality）與發展，這是一種無心而微妙的文化現象。所以當部分女性教師自覺到女性主體逐漸被男性教師覆蓋（cover）的危機，而試圖以「比例原則－保障單一性別至少三分之一」來做為解構NTA組織設計中隱含男性理論系統常模的第一步。但是這個的方向勢必還有一段路要走。 

呂秀菊任內雖然任用較多的女性教師作為會務幹部，尤其是由組織部主任邱淑枝擔綱的性別教育委員會，企圖以性別（sex and gender）作為組織內重要的辯項，以喚醒更多女性教師的自覺，涵涉更多的女性觀點。不過由於主其事者的個人風格總凌駕議題之上，在許多無謂枝節的爭論中使兩性議題裡的女性觀點失焦，而徒留遺憾。 

請大家對主張女性主義的女性觀點者，抱持一定程度的理解心情，因為女性要扮演角色，首先就是要抗拒「性別的上限性」、「結構性壓迫」、推斥父權建構的社會章節（social codes）。而個人期待教師組織有局內的局外人（Outsider of inside）的女性觀點出現。不過，目前NTA的潛在危機就是沒有不一樣的聲音，尤其是女性觀點的聲音。 

雖然NTA教師組織內並沒有性別的壓迫，但卻忽略了女性教師在教師身分尋求社會的集體認同上卻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這也是2002/9/28大遊行背後的一股強烈女性動能被無意識的隱藏，社會學者的男性觀點在探究這個運動本質上往往習慣性忽視。也就是說，2002年當教師角色被社會無情的攻訐、扭曲、污衊的時候，教育基層的女性教師在女性本能意識上，激發出女性仿同「公仇」（3）的決心，這和男性教師權謀的政治思維是截然不同的。而這股從基層女性教師甦醒的契機，卻在當時NTA高層和教育部黃榮村的政治磨蹭中，消失殆盡。 

三年後，NTA選舉換上了幾近同樣的一批人，誰又為過去的歷史承擔多少責任呢？是2003年4月10日的鞠躬道歉嗎？ 

■ 歷史的窺探－向未來後退 

翻開「遊行－出去走走」一書，記載當年遊行大事紀，很清楚看見「教師會工會化」、「教師適用工會法」的決議是當年抗爭訴求的主軸，也是教師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三年前的今天「全國各縣市教師會理事長會議」決議928發動工會化大遊行，也正是我跨界（Border crossing）（4）觀察教師運動的始點。爾今在8月27日天母國際會議中心還在舉辦「工會與教師會」的辯論會，看待這種過去與現在相互對映的畫面，不知道歷史是朝本源前進？還是向未來後退？ 

目前教育部的態度仍然延續三年前黃榮村主政時期所定下的基調：「教師要組工會，要享有勞動三權，從勞動法體系去修法，我們樂觀其成；教師要組專業團體，享有類似勞動三權的職業團體，我們也樂觀其成」，「後來，教師組織自己決定先從教師法來修法，而不是從工會法等勞動法來修法，所以就不應該把教育部看成資方，那是不對的。因此協商不應該只是教育部與教師團體關起門來談，也應該要有家長團體以及其他對教育關心的團體坐下來一起談」。黃榮村、杜正勝這麼說，教育部行政官僚也跟著說，就變大家都這麼說。 

政治問題就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這就是爭端的啟點。三年下來教師組織的定位已經變成一個政治問題，而教師在建構主體的主體性上的身分認同，竟然由別人來決定。也就是像艾瑞克森說的：「認同意識」（identity awareness）都要從對強勢（dominant）的認同中（也就是被權力宰制而屈服），而尋求「內在的解放」（inner liberation）。 

而「工會與教師會」的辯論會，雖說是符應理事長選舉前的內部爭議要求，不過在我看來只是NTA主事者企圖模糊歷史的做法，也是移轉教師組織運動路線的徵候。最後的結論仍敵不過NTA主事者一句「基層教師仍有疑慮」（酷似教育官員說的話）而煙銷雲散。 

社會學者Cohen（1985）把研究社會路運動路線的分為：策略中心（strategy centered）及認同中心（identity centered）。策略中心策重政治政策的論辯與政治資源動員的理論；認同中心著重社會運動參與者的主觀經驗及彼此互動下所形成的團體認同（如族群、環境、土地、身分、專業..的關懷認同），藉由凝聚共識成為有行動力的組織，向社會主流體制的壓迫提出挑戰。個人支持在2004春，應用心理研究21期，張盈堃、陳慧璇所發表〈矛盾：基層教師生活世界的宰制與抗拒〉一文中的觀點，認為2002年928的遊行是以「認同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層次（5）。 

所以，當我們以社會運動的路線脈絡來看教師運動，我們對「教師會工會化」或者「教師法修法」就不會有所謂的路線問題，因為彼此同屬在社會運動裡「認同中心」的運動軸線上發展競逐，欠缺只是與社會對話和相互的理解。因此「工會與教師會」的辯論會不是要比輸贏勝負，千萬不要激化成對立的敵我意識。 

而真正問題點就出在NTA歷任主事者在「策略中心」與「認同中心」路線上的搖擺不定。2002年（團結.928）大遊行之後，NTA主事者深知「認同中心」的組織路線經營，深耕漫長而費時，人力與資源無法整合，乃企圖以「策略中心」的方向延續的928的能量，在政策的對應批判與論述上著力甚多，可是被教育部以「對話空間換取鬥爭時間」的策略所瓦解。 

2003年的928，NTA改以「為孩子而走」爭取社會認同，試圖重返「認同中心」的路線，但因論述能量不足與內部選舉鬥爭的持續，而抵銷運動能量，是一次失效的街頭運動。 

2004年的928，則以吳忠泰為主導的「回神內政，圓滿教育」以完整的政策批判論述，重新把教師運動路線成功的轉換成「策略中心」的運動路線。如同立報「右看」評論的權力的速食麵，而「策略中心」著重對當權者政治議題與教育政策批判路線，往往成就是理事長個人的聲譽與地位而已，或是少數人累積政治資本的機會，其實無助於教師組織內部集體認同意識的建構。 

■ 論述的詭針－權力的回力棒（Boomerang）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很難克制地碰上喜歡吃的就會多吃一點點，，尤其是在自己的家裡，久了不知不覺地就養成偏食的習慣；NTA主事（者）群就是有論述偏食的習慣，也就容易造成組織資源的傾斜。 

「論述」是無價的。因為它質問權力，對抗權力，也是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但是往往有權力者最會利用「論述」來合理化主事者的主張，彰顯其治理的意志，以無形中控制被治理者的思維意識。所以你會察覺當被掌權者納編的民間研究智庫就成官方機構的「政研中心」，自然民間就失去對其權力來源主體進行批判或質問能力。容我再話題拉到前頭的女性教師的問題，而這種政策論述的形成，有多少是「女性觀點」呢？ 

當組織政策指導論述方向，按照一定程序的被控制、被挑選、組成、再流傳，就達成論述傳達並製造權力的效果；NTA的主事者就是這樣的嫌疑。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教師）當已經對自己是「有意志的主體（the will subject）存在」失去察覺與反省，必須仰仗著組織供輸指導的能（方針、對策），這種依賴本身就是教育的危險。因為你的頭腦即將成為別人思考的運動場，你的頭腦將被佔領，將成為主事者論述的殖民屬地。 

請原諒我，我有悲觀的權力！ 

施明煌 完稿於彰化芳苑 2005/08/24 

說明：

兩年前呂秀菊/洪龍秋主事NTA，曾以「破與立－亢龍有悔（上、中、下）」批判，如今吳忠泰/楊秀碧新任NTA，也比照模式以「領｡袖｡的頑垢」紀錄個人主觀的書寫。 

註釋：

(1)  語出法國文學家紀德（Andre Gide 1869-1951），前教育部長黃榮村卸任後在2005/5出版了一本詩集，完成他三十年前諾言。詩集書名：「當黃昏緩緩落下」。書中序言他引用紀德的話來說明他創作的歷程：一個人假如祇能或祇敢以外物作參考點，在裡面摘句尋章，終歸像紀德所的，是無法找到新大陸的。一定要跳脫、超越，新的觀念才會找上你，也才會有感動產生。印刻文學出版。黃榮村這段話對教師運動更具有特定意義。 

(2)  潘慧玲（臺師大教育系教授）－教育學發展上的女性主義觀點，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P527）。揚志出版。 

(3)   「公仇」一詞語出許達然教授（美國西北大學亞非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歷史系榮譽教授），評論1936年吳濁流〈泥沼中的金鯉〉，談台灣女性主體建構的過程，面對壓迫與被殖民的血淚，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是公道（p49）。200/8/6鹽分地帶文學營。 

(4)  越界（Border crossing）代表彼此沒有界域，意味突破禁忌，也象徵進入未知的期待，但卻充滿危險。 

(5)  並不是全部的教師運動都屬於新社會運動的特質，必須端看當地的政治、經濟背景與運動的訴求，如Cook分析墨西哥的教師運動主要是對抗當地威權政府，比較強調政治政策改變的「策略中心取向」，而非全然著重在「認同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取向；而日本教師工會（日教組）的街頭運動，性比較接近新社會的特色，而且得到學生與家長的支持。（2004春，應用心理研究21期，p55）。2002年（團結.928）的遊行意涵與宣言，都是新社會運動的特質體現。 

(6)  有關本文中所使用之文學與批判的辭彙，請參照廖炳惠教授編著，「文學與批判研究的通用詞彙－關鍵詞200」，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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